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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个。低买高卖获取差价刘某说,别人从他手里购买的信息,他并不知道具体的流向,别人只是告诉他,“用于合法的用途”。但根据警方的调查,从政府部门、电信运营商等机构流出的信息,成为一部分人发财的手段。 从源头低价买来信息,再高价倒卖出去,这就是大大小小的信息平台。办案民警介绍,这种平台的存在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被多次倒卖,一些垃圾短信多是这种原因造成的。>>案例1手机定位收费有多重标准在河北石家庄抓获的余某和钱某倒卖信息靠“特点”取胜。 余某和钱某在网上发布出售信息的广告招徕生意,先联系买家。两人所倒卖的信息包括银行账单、航班信息等各方面,甚至有网吧记录、宾饭住宿等,手机定位也是其中一部分。 余某的一份手机定位价格表中显示,联通手机号定位10次100元,24小时500元,120次1700元。而电信手机定位5次350元,定位10次就达到2000元。移动手机号则根据地点不同,价格也不同,浙江上午9点到晚上11点为750元,山东24小时为750元。>>案例2索爱妮维雅信息被贩卖北京联信征信咨询公司位于东直门某大厦,该公司员工介绍,公司成立于1996年,为一些欧美国家设在中国的贸易促进组织和部分国际大型商业调查公司提供信用调查服务。 警方从该公司的记录上发现了被贩卖信息的企业名单,包括妮维雅、索爱等多家知名企业都在其中。据介绍,由于该公司的客户越来越多,并且以境外公司客户为主,所以他们设计了境外付款标准,欧美客户以每条55美元出卖,而香港客户以每条450港币出卖。仅去年这家公司靠贩卖信息获得非法收入315万元,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收入都是从境外客户中取得。 该公司老板肖某称,他们不仅能全面了解企业人员构成、股东情况、经营现状、财务资料等等,同时还能撰写报告提供一些简单的行业比较分析,和专业化的信用评级。 肖某也不认为自己犯了法,“我一直觉得这个行业以后有发展潜力,才投资进来的。我主要是面向境外企业的”。>>案例3收20万浙富豪信息湖南长沙警方在摧毁的一个数据平台中,竟然发现有1.5亿条信息。这家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无照经营的非法公司,但名字却很唬人,叫“中国资源部”。 该公司的信息中,存在大量保险公司的车主信息,以及20万名浙江富豪的资产信息等。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这些车主信息有可能来自保险公司内部,而富豪信息有可能来自广告公司、高级会所等。这些信息的价格浮动区间很大,最低的只要几元钱,最高的可能达到上万元。据北京警方介绍,华博天信商务咨询中心主要是受雇于企业或个人,进行追债、婚外恋调查等业务。侦查员在搜寻赃物过程中在该公司电脑里发现大量捉奸照片和视频。据嫌疑人王某现场交待,这些照片和视频都是在替客户做婚外恋调查时拍下的。被抓之前,他们刚从机场回来,这两天正在为客户跟踪一个人。■数说611此次行动,全国20个省市区公安机关已打掉从事非法讨债、非法调查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非法调查公司”611个,破获刑事案件4000余起。一条信息卖到6万公安部表示,大量应由国家机关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外泄,被非法买卖的个人信息包罗万象,令人触目惊心,极易引发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等各种新型犯罪。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批量买卖和泄露,成为新型犯罪的根源,与绑架、敲诈勒索、暴力追债等黑恶犯罪合流,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北京刑总副总队长说,以一条信息为例,源头从几十元到上百元卖给信息平台,信息平台再以500至2000元不等价格卖给非法调查公司,而其中调查公司获利最高,有时一条信息最高可卖到6万元。>>案例1帮人讨债收取15%到30%费用展某非法讨债案是公安部直接督办的重大案件线索之一。展某原是保定人,2011年上半年,因为在非法讨债中拘禁他人,被判刑半年缓刑一年。就在缓刑期间,他成立了石家庄市润广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据展某介绍,公司从去年成立到现在,并没做成一起知识产权调查的事,倒是做成了十几起讨债,要回了30万元,非法获利8万多元。 据石家庄长安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案民警王春寿介绍,之前他们曾接到举报,称展某涉嫌将欠债人带到宾馆、地下室等进行恐吓。还有人称,展某等人曾打电话,声称知道他们家孩子在哪上学、住哪里、有几辆车、家里有几口人等。 一旦找不到欠债人或要找的人,展某的一位经理就会从网上联系别人帮助手机定位,定位费由讨债人或找人者出。据了解,展某帮人讨债,一般的费用是15%到30%不等。>>案例2与百度合作提高知名度4月20日,赵公口桥悦麒大厦内的华博天信商务咨询中心,记者在一名业务经理朱某的名片上看到,其公司经营范围还包括“婚姻不忠调查、全国找人寻人、特定寻人查询、债务清欠追讨、财产背景调查”等12项服务。据现场侦查员透露,以刘某为首的华博天信商务咨询中心实际上是一个非法调查公司,长期从事非法贩卖信息行为。侦查员现场起获了纽扣摄像机、窃听器、密录包等高科技设备。 嫌疑人交待,他们的信息是根据客户需要从网上和QQ里的上家买的。 为使公司可以从互联网上查找,2011年11月11日,该公司与百度公司签订了推广服务合同,一次性向百度支付了“推广费”等共计5600元。在公司介绍中,该公司还宣称与一批资深律师以及一些熟悉金融、工商、税务的专兼职专业人士组成的顾问队伍合作。三大疑问法律如何规定相关条款需要细化定罪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253条规定,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窃取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专案副指挥长廖进荣表示,该条款对惩处的规定太笼统,应进一步进行明确,比如什么情况才算是“情节严重”。廖进荣表示,公安部将就有关情况与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沟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使法律进一步适应形势的需要。司法解释需要尽快出台,对相关罪名进行明确。北京大学法学院储槐植教授也认为,从整个国家的立法来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还是有所欠缺的。应当有一个行政方面的法律,如制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3年的最高刑期是否过低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何家弘表示,出售、买卖个人信息,主观上都是恶意的,买、卖、用,衍生出来更严重的犯罪,必须要严打。储槐植教授表示,单靠加重刑罚,并不能解决更多问题。不直接涉及到生命的犯罪,从遏制的效果来看,重打不如重管。公务员犯罪应加罚吗公务员泄露处罚应更重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泄露个人信息,是否要加重刑罚、涉不涉及渎职,储槐植教授和何家弘教授都认为,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分析,如果确实符合渎职的要件,可以数罪并罚,重罚优于轻罚。但基本原则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应比公司人员的刑罚重,因为不同的身份,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储槐植教授认为,国家的管理秩序要更严密,有关部门、单位要建立问责制,严格管理,预防信息泄露。目前整体来说个人信息的保护不力,关注得还不够。打击犯罪困难在哪里不知道谁泄露无法报案廖进荣表示,首先的困难是发现比较难,尤其是源头。当公民感受到危害的时候,他的个人信息已经经过了好几道手,意识到信息被泄露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查找源头相当困难。北京刑总副总队长谢永智介绍,近两年,北京关于个人信息泄露的报案几乎没有,原因是个人不知道信息被谁泄露无法报案。廖进荣还认为,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比较难。由于买卖信息多在网上进行,是一种网络犯罪,身份都是虚拟的,从网络到真实身份,需要进行大量的侦查工作。廖进荣还表示,堵住源头光靠公安机关一家的打击是远远不够的。涉及源头的部门和公司,都应该反思对公民信息保护当中的漏洞,每一个机构和机关,都必须要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和措施,“不加强监管是不行的”。他山之石专门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据了解,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美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起步比较早。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的《隐私权法》规定:个人医疗记录属隐私,外人打听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是隐私,老师不会将其公布。如果隐私被人侵犯,造成了精神或物质上的损害,公民就会诉诸法律。此后,《信息保护和安全法》《防止身份盗用法》《网上隐私保护法》《消费者隐私保护法》等法律相继推出。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日本是一个法律和民众意识都比较健全的国家。2005年4月《个人信息保护法》开始生效,这是日本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根本法律。日本企业在管理客户信息方面非常严格。从公司发出的邮件,公司管理人员和监管部门都严格审阅,公司的手提电脑一般不允许带出。一旦存有客户信息的电脑丢失,媒体就会争相报道,给公司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2010年1月3日全国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在广东宣判,被告人周建平成为国内被法院以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新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一人。2010年8月5日北京市最大一起公民个人信息倒卖案一审宣判,23人获刑。北京市二中院以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刘红波、谢新冲等人最高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部分获得了缓刑。"
中新网华沙4月25日电(记者 张朔)当地时间25日下午,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波兰总理图斯克来到位于华沙的瓦津基公园(又称“肖邦公园”)散步。温家宝于当天中午刚刚抵达华沙,旋即展开了一系列密集的访问活动。他先是与图斯克举行会谈、出席签字仪式、共同会见记者,随后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圈,还与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进行了会见。结束上述活动之后,中波两国总理来到肖邦公园,一同沿着公园内的中国大道散步,畅谈两国交流与合作。这样的日程安排在领导人出访中尚不多见。
“天天,这些本子是给你用来写作业的,你要好好学习”,昨日,武汉商贸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谷笑坛,来到东湖高新区大邱社区,将一摞练习本送给社区内一位名叫天天的9岁小男孩。一个月前,身患肾病综合症的天天曾被自己的亲生母亲遗弃在光谷的街头,后经过社区民警的多方努力,最终回到了母亲身边,并受到了众多好心人的关注。昨日中午,笔者随同谷笑坛一起来到天天的家中。因患有肾病综合症,原本应该读小学三年级的天天现在休学在家。而独自抚养天天的妈妈、42岁的孙玉枝刚从光谷软件园赶回家给天天做午饭。为给天天治病,孙玉枝花光了所有积蓄,房间里几乎见不到像样的家具。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天天依旧觉得心有余悸,一脸稚嫩的天天说,当时自己因病情恶化而导致脸部浮肿,需要及时治疗,而就在治疗的关键时期,他被妈妈从家带到光谷七小附近,“妈妈给我手机让我拨打110,然后她自己就转身走了”。谈到3月14日遗弃天天的事情,孙玉枝表示很无奈,离开天天后,她其实就在附近,一直关注着他,直到派出所民警把天天接走,孙玉枝才回家。不见妈妈的踪影,天天随即报警:“我要救助,没人管我”。报警信息很快由110指挥中心转到武汉市同心派出所当班民警,同心派出所迅速安排民警在光谷七小附近找到了天天。负责帮助天天寻找亲人的大邱社区社区民警段中发介绍,天天虽然年纪小,但很聪明,表达相关情况时条理清楚。“我们根据小孩提供的情况开始在社区寻找小孩的家人。”通过排查,很快得知了天天母亲居住在社区的详细地址,次日上午,民警就带着天天回家,但天天的母亲就是不肯开门。孙玉枝坦言,自己当时在家里,但她不知道开门后如何应对,“我没有能力照顾他,希望警察能找个好心人收养他”。无奈之下,17日上午,民警与天天的舅舅取得联系,并最终由天天的舅舅、舅妈将天天带回了家。“每个月要近3000元的治疗费用,我真的没有能力应付”, 孙玉枝说,2004年她和老公离婚后,就一个人抚养天天,2009年,6岁的天天被诊断为肾病综合症,从那个时候开始,孙玉枝便开始为治疗孩子的病而四处奔波。今年3月,休学在家的小天天病情恶化,面对生活的压力,孙玉枝决定将天天遗弃在光谷街头,“我和天天都待在家里肯定不行,只能希望有好心人能收留他”。孙玉枝现在在光谷软件园做勤杂工。“我真的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天天回家后,同心派出所民警专门为天天购买了衣物、书包、图书等用品并随后在派出所内部组织捐款,“截至到目前,派出所捐款6000元,村委会资助3000元,佛祖岭街道办事处资助了5000元”。派出所还和辖区内的武汉商贸职业学院取得联系,希望该校团委能提供相关援助。24日下午,派出所民警和武汉商贸职业学院团委相关工作人员专程来到孙玉枝家,就相关援助的具体事宜进行商议。武汉商贸职业学院团委书记左毅表示,学校将根据孙玉枝和天天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方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再也不会和自己的孩子分开”,孙玉枝介绍,她已经联系了北京的一家医院,计划五一期间带天天去北京治疗。通讯员 邢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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